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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模式与路径******

　　作者：张小明（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应急管理教研部（中欧应急管理学院）教授、博导）

　　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必要性

　　城市风险的本质特征为“超辖区化”。城市风险并不总是内嵌于城市行政单元，它的发生地点、影响范围并不局限在固定区域，还可能超越特定的行政边界，向其他城市溢出。城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具有很强的传染性，在密集的城市人流中，病原体迅速传播会加剧风险蔓延和扩散的可能性。各类自然灾害潜藏着次生性灾害威胁，容易触发更大范围的灾情，如暴雨灾害，一旦上游河流决堤，很容易引起中下游城市的洪灾。事故灾难和社会安全事件，虽发生地点和影响范围相对集中，但不妥善的处理同样也可能对其他城市造成不良影响。城市发展中涌现的新兴风险，特别是技术风险、网络安全风险等，具有很强的复合性、联动性和叠加性，更可能产生超越空间范围的颠覆性影响。

　　我国城市风险防控模式具有典型的“辖区性”特征。我国采取属地管理模式应对城市风险。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规定：“国家建立统一领导、综合协调、分类管理、分级负责、属地管理为主的应急管理体制。”又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指出：“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医疗机构和采供血机构及其执行职务的人员发现本法规定的传染病疫情或者发现其他传染病暴发、流行以及突发原因不明的传染病时，应当遵循疫情报告属地管理原则。”基本法和单行法都强调了突发事件的本地负责、本地化解特征。

　　在面对“超辖区化”的城市风险挑战时，“辖区化”的属地管理防控模式难免会陷入失灵困境。一方面，它固化地引导行政人员遵循应急管理的属地思维，忽略了跨域风险防控中的权责配置与相互协作。当出现跨域风险和危机时，地方政府往往会在辖区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驱动下“自扫门前雪”，片面强调本地的风险处置责任，忽视甚至搁置“共同责任区”风险问题，继而可能导致跨域风险问题的防控呈现出分散化、碎片化状态，并最终延误风险的最佳处置时机。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的资源与能力难以适应跨域风险防控要求。地方政府基本形成了与属地管理模式相匹配的信息收集、报送程序以及资源调集、分配机制。当风险出现后，地方政府能够按照固定规范的流程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而城市跨域风险超越了单一行政区域范围，发展演变趋势不确定，表现形态多变复杂，更重要的是，它突破了地方政府的风险治理权限，涉及到不同应急力量的博弈与权衡，仅仅依靠某一城市的属地管理模式显然很难产生成效。

　　基于此，进行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极为必要。跨域，顾名思义是跨越地域界限。由于地域具有明确的区划边界性，因此，跨域实际指向的是跨越不同的行政区划；而行政区划又有各自的法定治理权限，这意味着跨域更深层的是对单一治理权的突破。当风险的潜在致灾因子、可能承灾对象超出了城市的行政区划，城市跨域风险就产生了。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有三种典型情境：一是潜在致灾因子超出特定行政区划范围，涉及两个甚至多个城市辖区，如河流水位暴涨会波及流经的中下游城市。二是潜在致灾因子发生在某一城市范围内，而可能的承灾对象分布广泛，如火山喷发后的火山灰顺着风向飘至其他城市。三是潜在致灾因子与可能承灾对象分别分布在不同城市区划。这三种情况都超出了单个城市的治理权限和治理能力，需要采取跨域风险协同治理模式。

　　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是城市跨域风险治理的重要类别和突破。协同治理是对原有治理范式的超越和发展，它强调在尽可能满足利益相关者需求的同时，通过协力合作、共同行动的方式，最大可能地维护整体利益。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过程中，不同城市主体代表着多元利益，它们需要通过博弈协商、相互协作的方式，化解区域风险问题，实现区域利益和地方利益的最大化。因此，跨域风险的协同治理，是在一般性跨域风险治理的基础上，对治理的目标、过程和结果的更高层次追求。根据现有跨域治理模式分类，结合跨域风险治理的现实情况，可将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划分出两种类型：上级政府主导型和平行区域自发型。第一种类型强调中央政府或者共同上级政府的权威性，他们是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发起方，掌握着治理过程中的决策权和指挥权。第二种类型则出于城市主体的自发性，不同城市特别是毗邻城市，出于各自城市发展的需要和维护城市安全的利益需求而主动形成的治理模式。结合实践看，平行区域自发型的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运用更为广泛。总之，突破地理空间整合应急力量进行合作应对的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模式，将越来越成为一种重要趋势。

　　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模式建构

　　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核心是通过总体顶层设计建构一套行之有效的模式和体制。它囊括了中央政府对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总体布局，同时还包括各城市共同体基于区域实践构建的治理体制、组织体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职能配置和责任关系。它深刻体现了在服从中央政府关于跨域风险协同治理最高指挥、协调权的前提下，充分发挥跨域城市共同体的自主权与核心地位的模式特征。

　　第一，完善中央政府对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顶层设计和总体布局。我国城市种类繁多，行政结构复杂。从城市规模看，包括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从行政结构看，分为直辖市、副省级城市、省会城市、地级市、县级市等。这些城市在人口规模、经济实力、政治话语权上存在较大差异，完全依靠自组织、自我协调的方式，可能会陷入组织无序、协调不通、效率低下的困境。因此，中央从顶层设计层面进行总体布局、设定规范就极为重要。近年来，中央政府高度重视、统筹布局并积极推进城市跨域协同治理，打造了一套完善的规划体系、规则体系和组织体系，为城市群地方政府进行跨域风险协同治理提供了有效的指导、协调和监督示范。中央政府在强调区域合作、融合互动、资源共通、服务共享等区域发展的同时，还兼顾了风险、灾害、危机的安全统筹。

　　第二，探索“综合协调、协同共治、属地管理”的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体制。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构建统一指挥、专常兼备、反应灵敏、上下联动的应急管理体制”，厘清了应急管理实践中的政府上下级关系，为风险治理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制度保障。然而，现有的治理体制高度聚焦特定行政区划内的突发事件，一定程度上忽略了跨域风险这一重要类别。基于此，有必要建立面向跨域风险的新体制，以进一步规范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实践中的权责关系，特别是不同城市领导权、指挥权的配置问题。具体地，应形成“综合协调、协同共治、属地管理”的跨域风险协同治理体制。综合协调是指不同城市政府应急领导力量组成的综合性协调机构享有跨域风险治理的协调权，履行综合协调、信息汇总、应急值守的职能，发挥跨域风险治理的运转枢纽作用。协同共治是指风险的发生地城市、波及地城市政府协同参与、共同治理跨域风险问题，以谈判、商议的方式达成跨域风险治理的最优行动方案。属地管理是在坚持综合性协调机构协调作用和跨域治理共同体协同作用的基础上，延续片区责任制，辖区政府仍然是本区划范围内风险事件的第一责任人和最先响应人，负责向综合性协调机构和其他城市传输信息，在配合跨域治理共同体风险处置方针的同时，负责应急处置本区域的风险事项。

　　第三，设立“综合性协调机构”为主导的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组织体系。健全的组织体系是确保跨域风险协同治理工作成效的关键力量。进行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组织体系的设计，既要兼顾中央政府在工作协调方面的权威性优势，还要尊重跨域城市政府的自主权与核心地位，并妥善适应多元风险类别的外部情境。基于此，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组织体系要特别注重三项内容：一是构建中央层面的跨域风险协调办公室，规划全国范围内的城市跨域风险治理工作，必要时还可以由相关部门参与到城市跨域的机构体系中。二是设立综合性协调组织机构。毗邻城市要主动打破行政区划界限，由各地政府、应急管理相关部门主要领导人组建综合性协调组织机构，将其作为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常设机构，发挥指导、协调的核心作用，保障跨域风险治理工作的常态化、规范化运行。例如，2012年，为了应对突发性跨界水污染事故，长三角二省一市成立应急联合委员会、预警应急指挥办公室和应急专项工作组等机构，制定跨域治污的行动方案并负责领导和组织落实工作。三是设立具体风险导向的跨域协同治理办公室。在综合性协调机构内，下设自然灾害、公共卫生、事故灾难、社会安全等主要类别的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办公室，专门对接各自领域的日常风险管理和应急处置工作，确保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专业性。

　　第四，理顺各类机构的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职能配置。城市跨域风险治理过程中，综合协调工作普遍面临着双重困境。一是风险的不确定性催生了城市政府差别化的风险回应态度。风险是一种未然状态，具有发生的不确定性。部分存在侥幸心理的城市管理者，往往会选择采取消极、懈怠的态度回应跨域风险事项和合作治理活动，这可能会影响到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活动的实际进展和整体成效。二是城市主体分布在不同行政区，它们各自有着独立的治理权和多样的利益需求，跨域合作需要统筹的因素多，协调的难度也更大。为了克服双重困境，有必要进一步明晰协同组织机构的职能，加强机构的权威性和规范性。对此，特别需要赋予综合性协调机构以必要的实质性权力，发挥该机构的权威作用，确立该机构的跨域风险常态化预防与治理职责：负责起草跨域风险治理协议，编制风险防控预案，研究制定风险协作的重要政策、年度计划与合作事项，并负责组织召开跨域协调会议。同时，还要明确该机构在风险识别、风险分析与评估、风险处置、风险监控、风险沟通各环节的统一领导、指挥、协调、调度职能。当出现重特大跨域风险，超出综合性协调机构的应对处置范围和能力时，中央相关机构应及时干预，对风险应对处置工作进行统一领导。

　　第五，构建“发生地为主、波及地为辅”的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责任框架。清晰的权力责任体系是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工作有序开展的重要保障。城市跨域协同风险的突出问题之一就是地方政府的权责关系不明晰，“谁主责、谁担责”的问题有时处于模糊状态。责任关系不明晰，即便促成了跨域协同治理活动，城市主体由于缺乏刚性约束，很容易在风险的治理参与、评估沟通、响应处置过程中产生侥幸、懈怠心理。对于愿意承担责任积极作为的主体而言，也难免会存在定位不明、把握不清的困惑。因此，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应当妥善配置权责关系，构建“发生地为主、波及地为辅”的责任框架。一要建立城市跨域风险治理责任体系，建立跨域风险治理的责任清单，明晰各主体单位在跨域合作、联合治理中的权责范围，实现重大跨域风险治理发生地牵头、波及地配合的组织模式。例如，《京津冀协同应对事故灾难工作纲要》将建立协同应急责任体系列为五大工作内容之一，指出要“以区域应急联动综合预案为指导，研究确定京津冀协同应对事故工作中各级政府、相关部门和单位、应急队伍的工作责任，联合编制区域协同应急责任清单”。二是明确城市主体在跨域风险治理中的责任追究制度。以制定法律或者签订协议的方式，明确责任追究的主体、程序和方式。对信息上报不及时、不完全，甚至刻意隐瞒和虚报风险信息，以及不积极参与跨域联合协作，响应不及时，应急处置不配合等行为，给予严厉的责任追究和处罚。

　　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运行机制

　　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总体顶层设计和模式体制，需要通过完善的运行机制设计来保障落实。当出现跨域风险时，没有任何一个城市能够独善其身，也没有哪个城市能够担负起单独应对风险的防控责任和能力。为此，需要通过各种制度或非制度性约束，鼓励各城市采取联合行动，维持稳定、持续和正式的合作关系。这需要重点处理好城市间三个方面的协同：一是目标协同。不同城市在经济发展水平、主政官员治理理念上存在着差异，这决定了他们参与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目标偏好可能会不太一致，对跨域风险治理的效果也存在着差别化的需求。相比于风险波及地城市，风险发生地往往有着更高的目标追求。而目标的不同又会带来城市主体行为选择的差异。因此，需要对主体目标进行调和，尽可能达成趋同状态，兼顾各城市切实需求的同时，保证目标的可操作性。二是过程协同。风险治理一头连接着常态，一头连接着应急态。因此，风险治理除了要衔接好跨区域的风险排查、联合指挥、跨域救援等全流程防控和资源供应、信息沟通等全方位保障的协同外，还要妥善处理常态与风险态转换时的协同关系。一方面，保证日常演练、风险监测、预防与风险识别、处置的高效衔接，确保跨域风险出现后，城市政府能第一时间从常态管理转换到风险处置状态，迅速调配资源进行响应。另一方面，还需关注风险应对与应急处置的协同，做好跨域应急管理的准备，以在重特大跨域风险转变为跨域灾害后有充分的动员力、处置力。三是资源协同。主要是推进不同城市间应急物资、应急装备的协同，保证跨域资源供应体系完整、规范，在应急状态下能够迅速调配。

　　具体来说，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运行机制设计，包括沟通机制、评估机制、利益机制、信任机制等方面。

　　首先，建立有效的沟通机制。在风险识别、风险分析与评估、风险处理以及风险监控这四个步骤中，自始至终都需要进行风险沟通。只有将风险的相关情况，包括风险来源、范围、特性、演变趋势等，传达给相关的人，包括导致风险的人、面临风险的人、需要进行风险治理的人，风险治理活动才有价值可言。跨域风险波及面广，涉及因素复杂，加上不同城市间的地理区位阻隔，信息的分布极为分散，各城市主体往往只掌握着本行政辖区范围内的风险状况，对整体风险情况缺乏判断，这会很大程度上限制风险治理后续活动的开展。因此，建立高效的沟通机制，是保障城市跨域风险治理良性运行的重要前提。一方面，依托统一信息平台，实现预警信息的常态化沟通。借助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5G等新兴技术手段，搭建现代化跨域风险信息平台，实时监测、追踪并实时共享自然灾害、安全生产、事故灾难、社会安全等传统风险和新兴技术风险领域的风险源信息，保证跨域治理共同体能够在完整的信息链条下对风险的整体态势和演变情况进行科学的研判、评估，并提醒可能涉及的毗邻城市做好风险的预警预防和应对处置工作。另一方面，完善风险治理过程中的基础信息共享，实现城市基础信息的互联互通。风险是突发事件的萌芽状态，风险治理是应急管理活动的起点。各城市的跨域风险治理活动，除了做好一般性的风险处置活动，还要共同应对重特大跨域风险转变为跨域突发事件甚至跨域危机后的管理活动。因此，城市之间还需要就应急基础信息达成充分沟通，如及时共享城市人口总量与空间分布、应急物资储备、应急队伍规模、应急技术配备等情况，以便充分识别各城市的资源储备情况，明晰区域整体的应急储备短板，以更好地进行跨域风险的协同治理。

　　其次，构建合理的评估机制。跨域风险协同治理是一项长期工程，具有时间周期上的持续性和持久性，它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也不是某一次风险治理活动就能终结的。因此，及时地发现问题，针对性地改进问题，为之后的城市跨域风险治理积累有益经验就极为重要。这需要依托合理的评估机制，对治理过程中的表现、治理绩效等进行评估。在评估主体上，需要综合性协调机构、跨域城市共同体、第三方机构共同参与，形成以学术机构、专业团队等第三方机构阶段性评估为主，综合性协调机构与跨域城市共同体定期自评为辅的评估体系。在评估内容上，一是针对风险治理活动的评估。还原风险治理情境，就应急预案、治理协议的有效程度，风险预防、评估、处置工作的及时程度，资源准备、信息交流的充分程度，风险应对效率情况等主要内容进行评估和改正，更新和完善风险治理模式与工作机制，推动城市风险治理工作更加有序地开展。二是面向各参与治理主体的评估。确定综合性协调机构在跨域风险治理中领导、指挥、协调行为的有效性情况，掌握不同城市在风险协同治理各个环节的相互配合情况，了解各城市主体参与跨域风险防控中的成本投入、工作成效和责任履行情况。在评估结果的运用上，要实施明确的奖惩结合方式，加大有效经验推广力度。

　　再次，建立清晰的利益机制。对于参与跨域风险治理的不同城市政府主体而言，首先需要调和、平衡的就是政府利益关系。建立利益机制是保障参与主体充分享受利益，实现利益分配最优化的重要渠道，它包括利益共享和利益补偿两个部分。其中，利益共享是跨域风险治理的前提，有效的利益共享有利于维系跨域风险治理活动的稳定性、持续性。但现实中，不同城市政府参与跨域风险治理的收益是不均等的。当跨域风险被成功化解，它很大程度上避免了风险转变为突发事件后的社会经济损失，这一潜在收益对风险发生城市体现的尤为直接和明显。而对于风险波及地城市而言，不仅获利十分受限，还不可避免地存在成本投入损耗问题，这种成本与收益之间的失衡很可能会破坏城市政府参与的积极性。利益补偿机制旨在化解这一问题，它通过调和参与者之间的利益冲突，保障主体间的利益关系，帮助跨域协同治理维系长远发展。然而，具体到城市跨域风险治理领域，相关的利益协调机制和资源补偿机制尚未成型。未来可尝试结合区域间共补和第三方激励两种渠道，丰富专项基金、资金补偿、专业人才培训、应急平台搭建等补偿方式，鼓励跨域城市共同体就跨域风险协同治理中的利益关系达成共识，努力实现区域共同利益的最大化。

　　最后，构建稳定的信任机制。在跨域风险协同治理过程中，各城市主体拥有平等且独立的治理权，缺乏来自治理体系和整体性治理理念对跨域协同的制度硬约束。基于此，寻求一种有效的、促进合作的软约束显得极为重要。信任机制是软约束体系的重要内容。信任的本质是承诺被兑现的程度，高水平的信任不仅能促进合作的生成，同时还能保持合作的灵活性与持续性，并降低合作成本。维系主体间的相互信任是达成城市区域内外安全合作的必要基础。为此，一方面，要积极打造跨域城市共同体自身的政府信誉，结成地区性信任联盟。大多数的城市政府在跨域风险协同治理中都面临着信息不对称和契约不完备难题，这增加了它们资源投入的风险以及跨域合作的监督成本。通过鼓励政府主动守信，并在跨域合作中结成信任联盟的方式，塑造城市良好的信誉形象，营造跨域间的互信文化。另一方面，要构建与信任机制相匹配的监督机制，纵向上强化综合性协调机构对跨域城市共同体守信情况的监督，横向上实现各城市主体相互之间的联合监督。在此基础上，增加城市政府违约失信的成本和代价，以帮助增强城市跨域风险治理共同体的守信意识和信念，促进信任关系的建立和维系。

焕发新活力 展现新作为——党的二十大精神进企事业单位******

　　【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河北石家庄：“税动力”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光明日报记者 陈晨 耿建扩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今年以来，国家新的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和接续措施分批推出，成为减企业之负、增民生之福、保发展之稳、助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

　　近日，记者来到京畿之地的河北省调研采访，走进位于石家庄正定科技工业园的新大地机电制造有限公司，负责人张淑凡告诉记者：“今年前三季度，我们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金额达到980万元，真金白银的‘红包’加速了资金流动，进一步激发了企业的整体活力。”

　　张淑凡道出了不少企业负责人的心声。“放水养鱼”“水多鱼多”，各项支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税惠政策落细落实，有效激发了市场活力。就石家庄而言，今年1至10月新登记各类市场主体177223户，同比增长8.58%。

　　159亿元退税款到账，真金白银“活血”实体经济

　　立冬节气刚过，11月10日，石家庄提前五天启动供暖，让广大市民感受到暖意的同时，石家庄市西郊供热有限公司负责人杜文智也感受到了税收政策的温暖。

　　“我们公司负责全市1300万平方米11万用户的供热工作，早在供暖期到来前，国家税务总局石家庄市桥西区税务局的工作人员就把公司可以享受的优惠政策大礼包送到我们身边，耐心细致地解读政策要点、指导如何填报。”杜文智细数着公司今年的“政策红利账单”说：“我们已经享受了留抵退税1290万元，这次还能享受向居民个人供热取得的采暖费收入免征增值税1260万元。”

　　增值税留抵退税是今年退税减税的“重头戏”。据统计，截至11月10日，石家庄已有159.12亿元增值税留抵退税款退到纳税人账户，成为市场主体的“及时雨”、经济发展的“助推器”。

　　在石家庄，留抵退税政策的实施落地，进一步支持新一代电子信息、生物医药、先进装备制造等五大产业发展，为主导产业赋能蓄力。石家庄市高新区昌明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主要投资建设的河北省重点项目国际生物医药产业园，建设初期资金需求非常大。“今年我们收到的留抵退税款直接以现金形式退还，切实解决了公司流动资金的问题，有利于项目建设更加顺利地推进。”公司总经理王勇说。

　　对河北粟凝香食品有限公司来说，税惠政策让“丽阳晒醋”这一河北老字号的酿醋晒醋技艺得到更好地传承与创新。公司负责人袁会然告诉记者，公司今年享受到了制造业增值税期末留抵退税、延缓缴纳税费等税收优惠22.6万元。有了这些资金，公司将扩建万坛大晒场丽阳晒醋文化园，研发原浆晒醋新品种，企业持续发展的动力更强劲。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国家税务总局石家庄市桥西区税务局党委书记、局长苏利玲介绍：“作为河北省体量最大的区（县）税务局，我们要为7万纳税人和35万缴费人提供税费缴纳服务。今年以来，我们不断推进‘精细服务’改革，不折不扣落实税费政策，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便捷高效的办税服务。通过入户走访、线上服务、‘一对一’辅导等方式，及时掌握企业在享受政策过程中的难点、堵点，开展定制服务、精准辅导，保证税费红包‘精准直达’。”

　　被企业称作发展“千金方”，加计扣除赋能科技创新

　　走进位于赵县的河北兴柏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年产1500吨多杀菌素的新项目正在建设。这家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以生产农药、兽药原料药及制剂产品为主，其主导产品阿维菌素发酵规模名列全国产能前列。

　　“我们公司今年实现了稳步发展，正在筹备上市。”公司总经理刘进峰告诉记者，兴柏农业的发展离不开国家税收政策的支持，尤其是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让企业有能力把更多资金投入研发。

　　创新是发展的第一动力。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是国家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是支持科技创新的有效政策抓手。这一政策对准的是企业研发投入，在企业研发支出据实扣除的基础上，再按比例多扣除一部分，进而减少企业应纳所得税，为企业增加现金流，同时降低企业研发成本，促进企业将更多资金投入研发。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刘进峰对此深有感触：“创新是企业的立身之本、活力之源，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不竭动力。我们公司的研发投入一直很高，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对企业产生了很好的正向激励作用。”

　　记者了解到，2022年三季度企业所得税预缴申报中，石家庄市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享受户数、金额实现跨越式提升，在全省保持双第一。最近公布的“2022石家庄科技创新百强企业”榜单显示，石家庄百强企业研发总投入为169.7亿元，新申请知识产权3948件，新授权知识产权2537件。

　　11月初，石家庄正中科技有限公司圆满完成巴西饮用水处理项目，该项目采用公司自主研发的铝穹顶盖作为储罐顶盖，在耐腐蚀、轻量化、外观等方面实现突破，进一步提升了在环保领域的市场影响力。

　　“一直以来，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都是我们科技研发的重要支持，去年我们享受到375万元的研发费加计扣除额，今年前三季度已经申请享受了310万元的加计扣除金额。接下来，我们将进一步增加投入，加快新能源协同污水处理等项目的开发，在水治理领域创出佳绩。”石家庄正中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丁文战说。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对我们来说意义重大，我们主要研发生产抗病毒类药物，这类药物研发周期长、资金回流较慢。”位于深泽县的石家庄龙泽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高素娜透露，今年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让企业实际节省税款支出400多万元，税收红利就像一副“千金方”，为企业增添了实打实的创新动能。

　　“小微”群体最受益，政策“红包”提振发展信心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对于我们这样的中小微企业是十足的好消息。”石家庄宇邦机械设备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杨俊豪激动地说，今年以来，公司累计申请缓缴了30万元左右的税款，缓解了因场地搬迁面临的新厂房租赁、设备器材搬运等多项花销带来的资金压力，对企业来说相当于一笔“无息贷款”。

　　中小微企业是我国经济韧性、就业韧性的重要支撑。但中小微企业抗风险能力较弱，尤其是近几年受疫情影响，不少企业资金压力较大，有的甚至面临工资发放难及社保缴纳难等难题。

　　因国内外订单需求持续增多，河北汇康日用品有限公司适时扩大生产规模、购买设备器具，资金周转却出现很大困难。国家税务总局元氏县税务局了解到情况后，辅导企业申报制造业中小微企业缓缴税款18.63万元，并打通“快车道”，在3个工作日内就帮助企业完成出口退税。企业负责人郭雨萌兴奋地告诉记者：“今年我们已累计收到出口退税1321万元，不仅速度快，还不用提交纸质材料，足不出户就能办完所有流程。同时，税务部门还帮我们对接金融机构，让我们获得了100万元贷款，进一步缓解了资金压力。”

　　对石家庄众多中小微企业来说，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以“真金白银”的方式充实了现金流，起到了提振信心、激发活力的积极作用。在石家庄市已获得留抵退税的纳税人中，小微企业户数占比达93%，是最主要的受益群体。在2022年三季度企业所得税预缴申报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企业中，小型微型企业占比超七成，同样是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主力军。

　　政策效应的叠加，营商环境的提升，激活了石家庄市场主体的活力和创新能力。2022年，石家庄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分别达到65家、2899家、15262家。

　　石家庄是河北省的缩影。目前，河北正积极推动产业结构战略性转变，强化科技创新引领，全面落实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普惠性政策也对河北省税务系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作为全国税务系统‘精细服务’改革的试点，河北省税务部门将继续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自觉把信心和力量凝聚到党的二十大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上来，紧紧围绕精确执法、精细服务、精准监管、精诚共治，全面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着力优化税收营商环境，以税收现代化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为助力河北省高质量发展贡献税务力量。”国家税务总局河北省税务局党委书记、局长程俊峰表示。

山东港口青岛港前湾集装箱码头处处都是装卸作业的繁忙生产景象。韩加君摄/光明图片

　　【记者手记】

　　严寒中的努力坚守

　　光明日报记者 王冰雅 宋喜群

　　12月10日23时31分，甘肃省甘谷县冀城产业园的户外气温已跌破零度。在杰瑞负极材料项目现场，六七位身穿工作服、头戴安全帽的工作人员还在变压器前忙着做最后的检查和调试。

　　他们是杰瑞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工程部的员工。今年3月11日，杰瑞年产10万吨锂电池负极材料项目在甘肃省天水市甘谷县开工建设。这是甘肃省和天水市大力支持的重点招商引资项目，项目一期占地1000亩，投资25亿元。

　　“锂离子电池是一种环境友好型高性能可再生能源，而负极材料则是锂电池的核心材料，主要为石墨类材料。”杰瑞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闫光向记者介绍，等项目建成后，这里将成为国内锂电池负极材料的大型生产基地之一，还将为当地提供1500个就业岗位。

　　12月11日1时39分，随着国网天水供电公司调度中心下达送电指令，该项目顺利送电，现场发出一片欢呼声。

　　工程部总工程师崔树桢的脸上露出如释重负的笑容。近一个月以来，为了确保项目成功供电，他和同事经常加班到深夜。“现在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正式供电后，车间就可以进入设备调试阶段，为接下来的试生产打好基础。”崔树桢说。

　　自项目开工建设以来，公司克服疫情影响，140多名员工全力以赴抓工期、赶进度，现场采取两班倒的方式，保证项目如期推进。生产部经理于文晓介绍，目前，一期项目的7个生产车间已全部封顶，进入设备安装阶段，将在春节前夕进入试生产阶段。

　　在项目建设现场，厂房的门窗尚未安装到位，临近冬至，当地夜晚的气温跌至零下十摄氏度。生产部员工牛倩全正忙碌地往返于120个窑炉之间，给窑炉烧煤保温。“他的责任心很强，总是不畏严寒，不怕辛苦，力争把任务完成好。像牛倩全一样，我们的员工都很敬业，知道项目现场正缺人手，没有人轻易请假。”于文晓说。

　　每一位员工都立足本岗、尽职尽责，尽管受到疫情冲击，但项目没有一天停工，建设进度如期推进。“我们撸起袖子加油干，是为了让投资尽快见到效益，也是为了回报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闫光说，1号石墨化车间预计在本月底率先进入试生产阶段，大家都摩拳擦掌，满怀期待。

哈电集团哈尔滨锅炉厂有限责任公司电焊工陈井坤在联箱分厂作业。新华社发

　　【基层心声】

　　高质量发展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

　　讲述人：成都华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经理陈挺睿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扛起“高质量发展的大旗”，企业责无旁贷，这需要我们不断地创新。

　　成立三十年来，成都华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始终将科技创新作为企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作为我国无线电频谱监测行业的领军企业之一，华日通讯始终秉持“振兴中国无线电民族产业”的企业使命，在无线电频谱管理领域不断深耕，不断前行。

　　华日通讯在产品技术创新方面始终走在行业的前列，除了涵盖行业全系列的产品形态外，近年来还在无人机管控、铁路频谱监测、5G背景下车联网等物联网应用场景频谱监测和卫星干扰定位等前沿领域开展研究工作，为公司在新技术领域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华日通讯先后被评为国家级“专精特新”企业、“新时代十年成都制造业发展优秀企业”。

　　这些年来，我们企业所在地成都武侯区一方面完善政策体系，提升专业化服务能力，对接企业需求、突出精准滴灌，强化政策系统集成和落实兑现，差异化制定7类20余项产业扶持政策，初步构建起产业全面覆盖、企业精准匹配的专业化政策体系，让企业实实在在享受到政策红利；另一方面营造亲商氛围，秉持“企业至上、细致周到”的服务理念，积极推行“点对点”服务、零距离沟通，努力当好企业的“贴心管家”，切实为企业解决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难题，让我们充分感受到了政府的支持和关怀。

　　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后，成都武侯区立即组织重点企业积极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我们也以多种形式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在深入学习中，华日通讯更加坚定了维护国家频谱安全、社会频谱秩序稳定的使命。

　　我们相信，在党和政府的关心和支持下，在企业自身不断努力奋进下，华日通讯的发展定将迈向一个更高、更新的台阶。我们一定不负党和国家的重托，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自信自强、守正创新，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光明日报记者周洪双采访整理）

　　在位于四川省宜宾市三江新区的中车铁投轨道交通产业基地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忙着生产安装智轨电车。庄歌尔摄/光明图片

　　【短评】

　　用政策“红包”激活更多经济细胞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报告明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我们要继续加大研发投入”……调研中，众多企业负责人的话里透着他们抓住机遇、踔厉奋发的决心和信心。

　　水深则鱼悦，城强则贾兴。为企业点赞的同时，也须明确，要让企业心无旁骛谋发展，还要为其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这几年，一些企业发展面临困难。对此，国家出台诸多纾困解难政策助其爬坡过坎。

　　好政策还须落实好。以今年新的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为例，税务部门采取多种方式推动政策红利直达快享，截至11月10日，全国新增减税降费及退税缓税缓费超3.7万亿元。3.7万亿元背后，是千千万万因获得现金流重获元气生机的企业。用政策“红包”激活更多经济细胞，不断夯实发展根基，中国经济韧性更强，活力更足。

　　《光明日报》（ 2022年12月19日 07版）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